在晋商与江浙财团势力的消长上，江浙财团之所以能够取代票号的地位，除了从竞争对手外国银行方面吸收了外来经验以外，主要还是票号内部问题，比如股东资本结构长期不变，对分得利润注重财富的保存，投向原籍土地与宅院建设或者窖藏，不注意资本性运用，没有增资扩股提高实力；不重视吸收小额储蓄存款，聚积社会资本，扩大贷款规模；贷款重人信用大于重物信用，在贷款无法收回时束手无策；在内部治理上，大掌柜全权独揽，没有董事会、监事会制约；实行股东无限责任制，破产清理时，债务累及东家家庭财产。同时，票号早期服务于以异地贩运贸易为主的商业资本，即商业金融，后期主要服务于政府金融，没有与工业资本结合。而20世纪上半期发展起来的江浙财团，与外国经济金融势力有斗争有合作，并且注意学习西方金融业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自己的业务主要服务于中国现代工商业。从事商业金融和政府金融的票号让位于新兴的江浙工业金融势力也是合乎逻辑的。
票号的产生与发展，本来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是服务商品贸易发展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本属商业金融。但是到清咸丰朝以后，其业务重心转向政府金融，承办捐纳报效清廷，借垫政府财政支出，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使自己的性质发生了异化，把自己与政府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其资产很大一部分是政府的负债。辛亥革命清政府一倒，票号立刻就接二连三倒闭。
商业革命的成功必然伴随成功的金融革命。货币是金融运作的基本媒体，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与货币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依靠民间企业。当然作为经营、操作货币运行的金融机构，只有积极稳健地推进金融制度的改革创新，才能实现金融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市场的力量不能达到金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政府就需要跟进，用行政的力量，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才能有助于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地发展。
[1]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德国柏林大学校长，地理学家，1868－1872七次在中国旅行，调查地质、地貌、矿产等等，著有《中国》三卷。
[11]清档：军机处《录附奏折》，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御史王茂荫奏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