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规章制度中，值得一提的是对财东行为的一些限制和对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要求。如规定，财东只能在结账时行使权力，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或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办事，不得干预号内人事。大德通票号1904年《合账众东添条规五条》中，就明确规定“各连号不准东家荐举人位，如实在有情面难推者，准其往别号推荐，现下在号人位，无论与东家以及伙等有何亲故，务必以公论公，不准徇情庇护”。在业务方面，有关隶属关系，规定“分号一切统属总号”，“分号经理由总号选派资格优秀者担任，携带总号图章砝码等各种要件，以资凭信，资本皆存总号，设立分号时，不另发资本，只给川资及开办费若干。”资本存储总号，获利也归总号计算。分号开办之后，营业需款时，由其他分号接济，全局统筹，不分畛域，坚持“酌盈济虚，抽疲转快”八字原则。在人员的配备上，以“不碍业务上之进行为主旨”，商号人员之编制，坚持“因事用人，决不因人用事”。总经理统管全号事务，副经理辅助总经理办理全号事务，以下分营业、文书、账务、外交等组。对于各职人员除对其业务范围和任务予以明细规定之外，特别强调要以“诚信不欺、务实求真”作为职业的重要道德守则。如大德通票号《1884年新号议定规》中，就明确指示“各码头勿论票贷、货务，虽以结利痞账定功过，原以激励人才起见，容之其间，大有分别，总以实事求是，果尔本处多利，他方未受其害者为功。倘有只顾自己结利，不虑别路受害者，殊乖通盘筹划，大公至正之意……各码头凡诸物钱盘，买空卖空诸事，大干号禁，倘有犯者，立刻出号。”[31]
从上述这些规章中可以看出，晋商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严格的内控制度杜绝了内部营私舞弊现象的发生，对晋商事业的兴旺发达起到了有利的保证和促进作用，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它，也不过时。
晋商企业用人，以懂得信义为标准。他们认为：“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独不然！”其选拔人才，委托重任，都要在实践中考验，按一定标准招选学徒后，需徒步赴指定分号，先当学徒，三年内不设座位，不准回家。贤者出师后任以专职，不贤者打发回家。经多年实际业务考验，选能任贤，委以重任，不分门户，不问私情，量才录用。“任人唯贤”还包括知人善任，根据人才的特长，分配工作岗位，帅才者，调任分号经理（掌柜）；秀才者，任以文书。协同庆票号经理孟子元选用赵厚田，“冒险姑苏，急难皋兰（兰州），回翔于成都、重庆间二十余年，能使全局劳业稳操胜算，皆赖赵君之力。”各商号业务发展，依靠一大批善于理财的优秀人才，而优秀人才的发现和重用也发展了山西商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