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聘请不是任意而为，而是有一定的程序和规范的。聘用者与被聘用者之间也是订有契约要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的。据史料记载：“财东起意经营聘请经理，由介绍之人说项，或自己注意察访，确实认定此人有谋有为，能守能攻……则以礼招聘，委以全权。”“被委之经理，事前须与财东面谈，侦察财东有否信赖之决心，始陈述进行业务及驾御人员之主张。如果双方主见相同，即算成功。”而后“财东自将资金全权委诸经理，系负无限责任，静候经理年终报告。平素经营方针，一切措施，毫无过问。”“经理既受财东依赖与委托，得以经理全号事务……领导同仁，崎岖前进，其权限尽乎独裁，而非独裁，实即集权制也。”[8]经理若经营有方，使商号赢利，财东还予以加股、加俸，若遇年终亏赔，只要不是决策失误、人为失职或能力欠缺造成的，财东不仅不责怪经理，反而多加勉励，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振作经营。而当票号业兴起之后，双方在各自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规定就更加明确具体了。

可见，晋商在经营上实行的两权分离制，是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的，它有着一个演化发展的过程，同时，它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凑成的。其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规律的支配，以及晋商的与时俱进，则是几个主要的方面。它说明，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那种传统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一体化，且具有世袭性的经营方式，已经并正在窒息着企业的活力，而把这两种权力分离开来，资本所有者才能够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资本的运用，不致陷入繁杂的事务之中，得之一隅而失之全局；从经营者来说，也才能不为资本所有者的主观意志所约束，而是按照经济规律和市场变化采取应有的对策，从而使资本效益最大化。同时，两权分离的产生和发展，也揭示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只有商品经济的发展，才能更有效地打破企业封闭自守的藩篱和封建世袭的传统，加快企业改革并走向社会的步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晋商实行的两权分离，对于现实无疑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两权分离制作为一种经营机制，其内容和形式都有着一套较为系统而严密的具体规定，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搞好两权分离的关键是明确财东即资本所有者的责任与职权，以及经理即管事或掌柜的职权与义务。财东与经理虽然互相依赖，但其所处的地位和拟担负的责任毕竟不同，因此，除了思想感情上的志同道合之外，还须将各自应当具有的权力职责明确下来。对此，晋商各商号、票号所规定的具体内容尽管有所差异，但总的来看，财东的责任与职权，主要就是“财东自将资金全权委诸经理，系负无限责任，静候经理年终报告。平素营业方针，一切措施，毫不过问。每到例定账期（或三年，或四年，即决算期），由经理谒请，约日聚会，办理决算，凡扩充业务，赏罚同仁，处置红利，全由财东裁定执行。经理为建议首席，听其咨询。”由此可见，“甩手掌柜”并非完全甩手，他不仅对本号负无限责任，而且，有对扩充业务，赏罚号内人员和红利分配的裁定之权，因而实际上财东掌握着企业的人、财大权。但是，当企业经营失败，经济上遭受损失时，财东则要负全部责任。至于经理或管事，他虽然“经理全号事务”，在号内“有无上之权力，凡用人之标准、事业之进行，各伙友皆须听命于管事”，并且也不对非人力所能制止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负有赔偿责任，可是，其应尽之义务并不轻松。每年年终要汇集各分号营业报告表，造具清册，报告财东一次。此外，还要每年例行巡视各分号两次或一次。有时经理因有事另派大员代理，但一般情况下，都是经理亲自下去巡视。这一方面是要对同仁品行不端、手续不合等问题进行处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了解市场情况，并根据市面变化形势，调整企业的经营方略。至于每个账期的决算，由于它牵涉到企业的盈亏以及股份的分红问题，作为经理，更是谨慎从事，不敢有丝毫马虎。这其中，号内伙友虽然要听命于经理，但经理并不能独裁，而是也让同仁或伙友发表建议。一些小事要由同仁便宜行事，但大事则须决之经理。倘有较大之事项，经理则须报告财东。[9]作为经理，权利不小，但其义务也不轻，他既需“忧勤惕励”，为企业的发展而操心运筹，又要深入实际巡视调查；既要与同仁、伙友和睦相处，以领导他们同舟共济，崎岖前进，又要向财东负责。因此，要想当好经理，确非易事。财东对经理人员的遴选特别重视，择一经理，犹如古之点将选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