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以及利益自卫，是通过其自治机构行会实现的。晋商无论在何地经营，均建立同乡会、行会，修建会馆，由各商号经理轮流担任执事，定期和不定期聚会，商量会事、制订行规，处理商务纠纷，办理商务立法和执法事宜，甚至还建立商团武装，保卫商务，以至巡查弹压，执行地方治安，如包头的商会就具有以上多种职能。在归化城三贤庙有一块“严禁沙钱”的铜碑，是山西货币商人行会宝丰社为维护正常货币流通，搜缴私铸沙钱熔毁后立下的，永禁沙钱流通的“永久性布告”。在清末捻军活跃时，徐沟商人张联辉在陈州组织商团，配合清军作战，受到清廷嘉奖。晋商还以行会名义出面与地方政府或其他商帮交涉商务纠纷，维护本帮商人利益。
[4]“万金帐”是晋商的股金帐，记载东家的货币资本入股数和享有人身股的经理与职员的身股数，同时记载每股的银两标准。
[5]山西财经学院、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1页。
[6]张海瀛、张正明、黄鉴辉、高春平：《山西商帮》，香港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5页。
[7]《山西票商盛衰之调查》，载《中外经济周刊》，1925年7月4日，第119页。
[8]《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8页。
[9]《山西票号盛衰之调查》，载《中外经济周刊》，1925年7月4日，第119页。
[10]李清渭：《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中央银行月报》第六卷第二期，第187页，1937年2月。
[11]李清渭：《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中央银行月报》第六卷第二期，第189页，1937年2月。
[12]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3－84页。
[13]山西财经学院、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14]山西财经学院、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15]山西财经学院、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7页。
[16]山西财经学院、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7页。
[17]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8页。
[18]山西财经学院、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5－6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