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以服务周到和薄利实惠，博得客户欢喜，这是其扩大营业额，增加利润的基本办法。如大盛魁为了适应草地牧民缺医少药和生活习惯，从业人员学习针灸，在蒙古遇到牧民一般疾病，可以帮助治疗，取信于牧民，牧民便不问其价格，争相购货，没钱可以赊销，或用羊马交换，商人换得羊羔牛犊，还委托牧民无偿代养，待长得膘肥肉满时再带走。他们在内地采购牧民需要的砖茶、烟丝、布匹、铁器、银器、白酒、食糖、炒米、糕点、木桶、木碗、穿壶、药包、蒙靴、马毡、马鞍以及寺院喇嘛用品等等，任蒙古人选购，按蒙医习惯用药72味、48味、36味、24味四种分别做成药包，用蒙、汉、藏文注明药名、效用，充分满足客户的生活需要。甚至每年冬至以后，用白面和羊肉加工大量的饺子，自然冷冻，运往蒙古包销售，作为春节的应时商品。不论什么商品，只要蒙人需要，他们就经营，应有尽有。有时遇到不了解大盛魁经营作风的新顾客，售货人若发现对方怀疑商品质量，例如怀疑布鞋鞋底内用的是布还是草纸，他就当着众人的面，用刀将鞋底砍为两段，借以宣传，扩大影响，从而增加营业额。
晋商的钱庄、当铺、帐局、票号等金融企业，大多是在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发展的基础上兴办起来的。当其金融企业发展起来后，他们不仅没有放弃原来经营的商号、货栈、店铺，反而还在某些方面予以加强。很多大商业家族不仅有众多商号，也设有众多银行号，介休冀家有绸缎、茶叶、皮毛、布匹、杂货等商号和账局、钱庄、票号、当铺等金融机构，仅在湖北襄樊一带就有70余家商号，十几家当铺，经营地点，南起湖北，北到喇嘛庙和库伦。他的金融业首先是支持其百货业的资金需要。有的还多少地将一些资本投入了纺织、面粉、火柴、酿造以及采矿、冶炼等轻重工业。从而形成了金融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的有机结合与互促互动。山西商人正是由于把货币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紧密结合起来，相互渗透，才使其各种企业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混合生长，形成了商效融资的机制，加速了资本周转和增值。
晋商的商路和经营地区，各帮自有选择，绝不一哄而上，相竞于一业一地,自然形成了各帮商人自己比较固定的商路和经营地域。如临汾、襄汾帮走北京和兰州、天水；绛州帮走西安、三原、宝鸡、兰州；平遥、祁县、太谷帮走东北、北京、天津、张家口、外蒙古、新疆、苏州、扬州；汾阳帮和徐沟帮走俄国、蒙古；宁武、代州帮走呼伦贝尔和归化；泽州帮走河南、安徽、山东；潞安帮走北京、河北等等。走东北者，榆次常家商号以长白山人参和高丽参为主要购进商品，输出四川夏布；在扬州者，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主做淮盐生意；走外蒙古者，祁县王家、太谷史家。各帮到南方贩茶也有固定地点。当然，这种战术必须是建立在对市场的准确预测基础上，其预测的准确性，一是来自“义利”思想的“服务”原则，二是来自经验的积累，三是来自各方及时准确的信息。
